在战国时期，历史书籍的编撰取得了新的进展。除了传统的编年体大事记之外，还出现了更为详尽地记录各个历史事件的记事体史书。此外，也有专注于记录贵族言论的《语》以及记载贵族宗谱的《世》或《世系》等文献。

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是战国初期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。传统上认为《左传》是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所著，但这一说法缺乏确凿证据。同样，认为《左传》完全由刘歆伪造，仅是将《国语》改写而成的观点也难以成立。还有观点认为，《左传》最初是左丘明口头传述，后来被记录下来，并由子夏的弟子们整理成书，这一说法同样存在争议。客观来看，《左传》的作者应是战国初期的一位历史学家，他以历史学家的视角，依据《春秋》的框架，结合当时可得的多种史料，撰写了这部作品，并非仅仅为了阐释经文。因此，书中既有与经文相符的内容，也有与之相悖的部分。顾炎武曾指出：“《左传》的成书非一人之力，亦非一时之功”（《日知录》卷四），这一观点大体上是可信的。

《左传》通过叙述各国的史实，揭示了社会中错综复杂矛盾和斗争的面貌。它详细记录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演变过程，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种种矛盾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这些矛盾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形态，这在历史记载上代表了显著的进步。《左传》对于春秋时期旧秩序的瓦解并不感到遗憾，反而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正如所言：“国家的守护神并非永远不变，君臣的地位也不是固定不变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”，“高高的堤岸可能变成谷地，深谷也可能变成山陵；古代帝王的后裔，如今可能沦为平民”，这些话便是明证。

《左传》对齐国的陈氏表示同情，记载了齐国人民“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，又像流水一样归顺他”，也对鲁国的季氏表示同情，记载了“鲁国君主世代放纵，而季氏世代勤勉”。它还严厉谴责晋国的公室，引用叔向的话指出：“民众疲惫不堪而公室却日益奢侈，道路上饿殍遍野，而女性贵族的财富却愈加丰厚。民众听到公室的命令，如同逃避仇敌一般。”，《左传》昭公三年中还指出：“公室的衰落，哪一天会结束呢？”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衰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

《左传》擅长于战争的记载，精于捕捉每场战争的性质以及敌对双方胜败的根源。在成公三年的记载中，齐国与晋国的战役仅用百余字便勾勒出了战场的氛围，描绘了齐侯的傲慢轻敌以及晋国统帅内部的团结与镇定。无需额外添加一字，便将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生动展现。

《左传》在描绘历史人物方面尤为出色，它对诸如子产、晏婴、伍子胥等杰出政治家及具有爱国情怀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和颂扬，展现了其褒贬分明、美丑并存的史学态度。在《左传》中，我们还能看到较为先进的民本思想的体现。例如，在“季梁止之曰：'……夫民，神之上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’”(《左传》桓公六年)和“史嚣曰：'虢其亡乎?吾闻之，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’”(《左传》庄公三十二年)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天命观念的衰减和人文思想的兴起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，尚未完全摆脱天命与鬼神观念的束缚，因此书中仍然保留了一些陈旧的迷信元素。因此，汪中评论说：“左氏所书，不专人事。其别有五：曰天道，曰鬼神，曰灾祥，曰卜篮，曰梦。其失也巫，斯之谓与?”(《述学·左氏春秋释疑》)

晋代学者范宁曾言：“《左传》文采华丽而内容丰富，但其缺陷在于过分迷信。”（《谷梁传集解序》）。唐代文学家韩愈亦指出：“《春秋》笔法严谨，而《左传》则显得夸张。”（《进学解》）。尽管《左传》中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实之处，我们仍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史料的珍贵价值。

《国语》这部古典文献，传统上归功于左丘明的创作，有人认为它与《左传》出自同一作者之手，但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质疑，至今尚无定论。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在体例、文风和内容上均存在显著差异，若认为它们出自同一作者，似乎难以令人信服。

《国语》全书共二十一卷，分别叙述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的历史，始于周穆王时期，止于鲁悼公之末。其中，关于晋国的记载最为丰富，占据了九卷篇幅。该书主要记录了言辞，与《左传》偏重于叙述事件的风格不同。这些记载不仅勾勒出了春秋时期政治变迁的轮廓，也反映了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特质。尽管其中掺杂了一些迷信鬼神的观念，但也不乏揭露社会矛盾、批判统治者的残暴与奢侈，以及对民众利益的关怀和对贤明君主及宰相的赞美。

《国语》共有一百九十六条记载，与《左传》相同的有一百零四条。从各国《语》的文体来看，它们风格各异。因此，崔述指出：“《国语》中周鲁部分较为平和，晋楚部分较为尖锐，吴越部分则较为放纵，可见《国语》并非一人所作。”（《洙泗考信余录》）。《国语》的编纂对历史学领域亦有所贡献，它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。

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编纂春秋时期的历史书籍，旨在剖析历史的成败经验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参考。在战国中期，出现了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，这两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编撰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提到：“铎叔担任楚威王的老师，因王无法遍览《春秋》，于是摘取其中关于成败的篇章，编成四十章的《铎氏微》。”刘向在《别录》中也记载了《左传》的传承过程：“吴起将《左传》传授给其子吴期，吴期又传给楚人铎椒。铎椒为了适应楚威王阅读的需要，从《左传》中摘录了关于国家大事成败的内容，编成八卷共四十章的《抄撮》。”随后，“虞卿参考《春秋》的历史，结合当代的形势，也撰写了八篇著作，即《虞氏春秋》。”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）这八篇包括《节义》、《称号》、《揣靡》、《政谋》等（《史记·虞卿列传》）。

尽管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现已失传，但根据文献记载，前者可能采用了记事本末或史实类编的体例；后者则可能采用了史实类编的形式，每一篇的标题似乎都代表了某一类别的历史事件。这两部作品，无论是通过分析成败，还是批评国家的得失，都比《国语》中“多闻善败以鉴戒”的方式更进一步，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倾向。

《竹书纪年》与《世本》均未明确作者，尽管原作已失传，但相较于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，它们留下了较多的佚文。

《竹书纪年》之所以得名，是因为其原始文本是书写在竹简上的。该书在晋太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于汲郡战国时期魏国的墓葬中被发现。全书共十三篇，叙述了夏、商、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历史，直至魏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299年）为止。作为编年体史书，其记载简洁，类似于《春秋经》。书中对夏、商两代的史实都有纪年记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的记载与传统说法存在差异，例如夏年多于殷年；益试图取代启的位置，结果被启所杀；太甲杀害了伊尹；文丁杀死了季历；从周朝受命至穆王的一百年间，并非穆王活了一百岁等，这些都是其独特之处。尽管夏、商两代的记载可信度不尽相同，但因其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一直受到后世校订古史学者的重视。此书在宋代失传，清代朱右曾辑录了《汲冢纪年存真》，而王国维则据此编纂了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，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。另外，还有一部被称为《今本竹书纪年》的两卷本，近代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作。清代学者关于此书的考证著作有十余种，大多数未能辨明今本之伪，其中雷学淇的《竹书纪年义证》考证较为精细。

《世本》这部典籍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共分为十五篇，内容囊括了从黄帝时代直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历史事迹。这部作品由先秦时期的史官编纂，主要记载了贵族的宗谱，亦称为“世”或“世系”。它因汇编了先秦时期的“世系”资料而得名。根据现存的佚文分析，该书的记载时间跨度至战国末期，并将赵王迁称为“今王迁”。书中内容丰富，包括帝系、王侯世、卿大夫世、氏姓、作、居、谧等多个篇章。遗憾的是，此书在宋代已散佚，现存的佚文仅是一些零散的记事，彼此之间缺乏连贯性，难以窥见其原始全貌。清代学者王谟、孙冯翼、陈其荣、秦嘉谟、张澍、雷学淇、茆泮林等人曾致力于辑佚工作，共形成了七种辑本。此外，王样材的辑本仅存序目和缘起部分。1957年，商务印书馆将这些辑本合印为《世本八种》，其中雷学淇和茆泮林的辑本被认为质量较高。

《竹书纪年》与《世本》共有的显著特征是，它们融合了远古的传说与文字记载，涵盖了从黄帝时代直至战国末期的历史。在这一时期，“定于一”的政治格局逐渐清晰，史学家们开始酝酿对过往历史的总结，这正是《竹书纪年》和《世本》两部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。尽管它们未能完成通史的编撰任务，但在历史学尚不成熟的阶段便已着手这项工作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除了上述史籍之外，还有展现纵横捭阖之术的《战国策》。这部作品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，最初有《国策》、《短长》、《事语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等多种版本，经过西汉末年刘向的整理和编排，最终形成了三十三篇。《战国策》的体例与《国语》相似，也是按照国家划分，即分为东周、西周、秦、齐、赵、楚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十二策。它擅长描绘辩士的说词，能够借助鲜明的形象，生动地铺陈形势，言辞情理并茂，打动人心。在史事的叙述上，也极尽细腻描绘，生动形象，从而揭示了战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。然而，《战国策》中也包含了许多假托苏秦、张仪名义编造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不仅夸张虚构，而且年代错乱、矛盾重重。正如司马迁所言：“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”（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）。现行版本的《战国策》中，既有与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相符的较为原始的苏秦资料，也有后人伪造的内容，真伪难辨。而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所辑录的，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。由于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，误将苏秦视为与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，反而将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或抛弃，或在这些资料中将“苏秦”改为“苏代”或“苏厉”，造成了混乱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和现行版本《战国策》所载张仪的说辞，同样不完全可信。

综上所述，战国时期，历史编撰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，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，它们在记录历史事件、人物评价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。《左传》的作者问题存在争议，但其内容丰富，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变迁有深刻揭示。《国语》则以记录言辞为主，展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人物的精神特质。此外，还有《铎氏微》、《虞氏春秋》等作品，它们的编撰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。《竹书纪年》和《世本》则提供了从远古到战国末期的历史资料。《战国策》则展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策略和言论。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历史编撰的丰富图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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