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时期历史编撰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文献在后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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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战国时期历史编撰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文献在后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

    发布日期:2025-03-07 14:19    点击次数:165

    在战国时期,历史书籍的编撰取得了新的进展。除了传统的编年体大事记之外,还出现了更为详尽地记录各个历史事件的记事体史书。此外,也有专注于记录贵族言论的《语》以及记载贵族宗谱的《世》或《世系》等文献。

    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是战国初期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。传统上认为《左传》是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所著,但这一说法缺乏确凿证据。同样,认为《左传》完全由刘歆伪造,仅是将《国语》改写而成的观点也难以成立。还有观点认为,《左传》最初是左丘明口头传述,后来被记录下来,并由子夏的弟子们整理成书,这一说法同样存在争议。客观来看,《左传》的作者应是战国初期的一位历史学家,他以历史学家的视角,依据《春秋》的框架,结合当时可得的多种史料,撰写了这部作品,并非仅仅为了阐释经文。因此,书中既有与经文相符的内容,也有与之相悖的部分。顾炎武曾指出:“《左传》的成书非一人之力,亦非一时之功”(《日知录》卷四),这一观点大体上是可信的。

    《左传》通过叙述各国的史实,揭示了社会中错综复杂矛盾和斗争的面貌。它详细记录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演变过程,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种种矛盾。随着历史的演进,这些矛盾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形态,这在历史记载上代表了显著的进步。《左传》对于春秋时期旧秩序的瓦解并不感到遗憾,反而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正如所言:“国家的守护神并非永远不变,君臣的地位也不是固定不变,自古以来便是如此”,“高高的堤岸可能变成谷地,深谷也可能变成山陵;古代帝王的后裔,如今可能沦为平民”,这些话便是明证。

    《左传》对齐国的陈氏表示同情,记载了齐国人民“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,又像流水一样归顺他”,也对鲁国的季氏表示同情,记载了“鲁国君主世代放纵,而季氏世代勤勉”。它还严厉谴责晋国的公室,引用叔向的话指出:“民众疲惫不堪而公室却日益奢侈,道路上饿殍遍野,而女性贵族的财富却愈加丰厚。民众听到公室的命令,如同逃避仇敌一般。”,《左传》昭公三年中还指出:“公室的衰落,哪一天会结束呢?”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衰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

    《左传》擅长于战争的记载,精于捕捉每场战争的性质以及敌对双方胜败的根源。在成公三年的记载中,齐国与晋国的战役仅用百余字便勾勒出了战场的氛围,描绘了齐侯的傲慢轻敌以及晋国统帅内部的团结与镇定。无需额外添加一字,便将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生动展现。

    《左传》在描绘历史人物方面尤为出色,它对诸如子产、晏婴、伍子胥等杰出政治家及具有爱国情怀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和颂扬,展现了其褒贬分明、美丑并存的史学态度。在《左传》中,我们还能看到较为先进的民本思想的体现。例如,在“季梁止之曰:'……夫民,神之上也,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’”(《左传》桓公六年)和“史嚣曰:'虢其亡乎?吾闻之,国将兴,听于民;将亡,听于神’”(《左传》庄公三十二年)的叙述中,我们可以观察到天命观念的衰减和人文思想的兴起。尽管如此,当时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,尚未完全摆脱天命与鬼神观念的束缚,因此书中仍然保留了一些陈旧的迷信元素。因此,汪中评论说:“左氏所书,不专人事。其别有五:曰天道,曰鬼神,曰灾祥,曰卜篮,曰梦。其失也巫,斯之谓与?”(《述学·左氏春秋释疑》)

    晋代学者范宁曾言:“《左传》文采华丽而内容丰富,但其缺陷在于过分迷信。”(《谷梁传集解序》)。唐代文学家韩愈亦指出:“《春秋》笔法严谨,而《左传》则显得夸张。”(《进学解》)。尽管《左传》中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实之处,我们仍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史料的珍贵价值。

    《国语》这部古典文献,传统上归功于左丘明的创作,有人认为它与《左传》出自同一作者之手,但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质疑,至今尚无定论。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在体例、文风和内容上均存在显著差异,若认为它们出自同一作者,似乎难以令人信服。

    《国语》全书共二十一卷,分别叙述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的历史,始于周穆王时期,止于鲁悼公之末。其中,关于晋国的记载最为丰富,占据了九卷篇幅。该书主要记录了言辞,与《左传》偏重于叙述事件的风格不同。这些记载不仅勾勒出了春秋时期政治变迁的轮廓,也反映了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特质。尽管其中掺杂了一些迷信鬼神的观念,但也不乏揭露社会矛盾、批判统治者的残暴与奢侈,以及对民众利益的关怀和对贤明君主及宰相的赞美。

    《国语》共有一百九十六条记载,与《左传》相同的有一百零四条。从各国《语》的文体来看,它们风格各异。因此,崔述指出:“《国语》中周鲁部分较为平和,晋楚部分较为尖锐,吴越部分则较为放纵,可见《国语》并非一人所作。”(《洙泗考信余录》)。《国语》的编纂对历史学领域亦有所贡献,它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。

    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编纂春秋时期的历史书籍,旨在剖析历史的成败经验,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参考。在战国中期,出现了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,这两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编撰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提到:“铎叔担任楚威王的老师,因王无法遍览《春秋》,于是摘取其中关于成败的篇章,编成四十章的《铎氏微》。”刘向在《别录》中也记载了《左传》的传承过程:“吴起将《左传》传授给其子吴期,吴期又传给楚人铎椒。铎椒为了适应楚威王阅读的需要,从《左传》中摘录了关于国家大事成败的内容,编成八卷共四十章的《抄撮》。”随后,“虞卿参考《春秋》的历史,结合当代的形势,也撰写了八篇著作,即《虞氏春秋》。”(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)这八篇包括《节义》、《称号》、《揣靡》、《政谋》等(《史记·虞卿列传》)。

    尽管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现已失传,但根据文献记载,前者可能采用了记事本末或史实类编的体例;后者则可能采用了史实类编的形式,每一篇的标题似乎都代表了某一类别的历史事件。这两部作品,无论是通过分析成败,还是批评国家的得失,都比《国语》中“多闻善败以鉴戒”的方式更进一步,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倾向。

    《竹书纪年》与《世本》均未明确作者,尽管原作已失传,但相较于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,它们留下了较多的佚文。

    《竹书纪年》之所以得名,是因为其原始文本是书写在竹简上的。该书在晋太康二年(公元281年)于汲郡战国时期魏国的墓葬中被发现。全书共十三篇,叙述了夏、商、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历史,直至魏襄王二十年(公元前299年)为止。作为编年体史书,其记载简洁,类似于《春秋经》。书中对夏、商两代的史实都有纪年记录。值得注意的是,书中的记载与传统说法存在差异,例如夏年多于殷年;益试图取代启的位置,结果被启所杀;太甲杀害了伊尹;文丁杀死了季历;从周朝受命至穆王的一百年间,并非穆王活了一百岁等,这些都是其独特之处。尽管夏、商两代的记载可信度不尽相同,但因其提供了新的材料,一直受到后世校订古史学者的重视。此书在宋代失传,清代朱右曾辑录了《汲冢纪年存真》,而王国维则据此编纂了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,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。另外,还有一部被称为《今本竹书纪年》的两卷本,近代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作。清代学者关于此书的考证著作有十余种,大多数未能辨明今本之伪,其中雷学淇的《竹书纪年义证》考证较为精细。

    《世本》这部典籍,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共分为十五篇,内容囊括了从黄帝时代直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历史事迹。这部作品由先秦时期的史官编纂,主要记载了贵族的宗谱,亦称为“世”或“世系”。它因汇编了先秦时期的“世系”资料而得名。根据现存的佚文分析,该书的记载时间跨度至战国末期,并将赵王迁称为“今王迁”。书中内容丰富,包括帝系、王侯世、卿大夫世、氏姓、作、居、谧等多个篇章。遗憾的是,此书在宋代已散佚,现存的佚文仅是一些零散的记事,彼此之间缺乏连贯性,难以窥见其原始全貌。清代学者王谟、孙冯翼、陈其荣、秦嘉谟、张澍、雷学淇、茆泮林等人曾致力于辑佚工作,共形成了七种辑本。此外,王样材的辑本仅存序目和缘起部分。1957年,商务印书馆将这些辑本合印为《世本八种》,其中雷学淇和茆泮林的辑本被认为质量较高。

    《竹书纪年》与《世本》共有的显著特征是,它们融合了远古的传说与文字记载,涵盖了从黄帝时代直至战国末期的历史。在这一时期,“定于一”的政治格局逐渐清晰,史学家们开始酝酿对过往历史的总结,这正是《竹书纪年》和《世本》两部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。尽管它们未能完成通史的编撰任务,但在历史学尚不成熟的阶段便已着手这项工作,实属难能可贵。

    除了上述史籍之外,还有展现纵横捭阖之术的《战国策》。这部作品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,最初有《国策》、《短长》、《事语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等多种版本,经过西汉末年刘向的整理和编排,最终形成了三十三篇。《战国策》的体例与《国语》相似,也是按照国家划分,即分为东周、西周、秦、齐、赵、楚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十二策。它擅长描绘辩士的说词,能够借助鲜明的形象,生动地铺陈形势,言辞情理并茂,打动人心。在史事的叙述上,也极尽细腻描绘,生动形象,从而揭示了战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。然而,《战国策》中也包含了许多假托苏秦、张仪名义编造的故事,这些故事不仅夸张虚构,而且年代错乱、矛盾重重。正如司马迁所言:“世言苏秦多异,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。现行版本的《战国策》中,既有与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相符的较为原始的苏秦资料,也有后人伪造的内容,真伪难辨。而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所辑录的,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。由于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,误将苏秦视为与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,反而将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或抛弃,或在这些资料中将“苏秦”改为“苏代”或“苏厉”,造成了混乱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和现行版本《战国策》所载张仪的说辞,同样不完全可信。

    综上所述,战国时期,历史编撰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,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,它们在记录历史事件、人物评价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。《左传》的作者问题存在争议,但其内容丰富,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变迁有深刻揭示。《国语》则以记录言辞为主,展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人物的精神特质。此外,还有《铎氏微》、《虞氏春秋》等作品,它们的编撰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。《竹书纪年》和《世本》则提供了从远古到战国末期的历史资料。《战国策》则展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策略和言论。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历史编撰的丰富图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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